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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文谈到西方发达国缺乏提高投资及增长的能力（本栏12月20日），最后只能依靠进一步增强货币扩张来救亡，办法是促通胀和负利率，然而这是否有效却值得商榷。
宏调扩张政策刺激增长会引发通胀上升，通胀带动增长论则反其道而行之，由货币扩张製造通胀而推高增长。其理据是人们见到通胀上升将加大消费，由此带动投资而刺激增长。
这说法不无道理，但却忘记了人们未必会大幅增加消费，反会寻求保值的储蓄办法而实行资产转换，例如转去买楼买地买股买艺术品等，从而引发资产涨价甚至泡沫。另一办法是转买外币，从而加快本币贬值，又因此促成更多走资而形成恶性循环。
从欧美近年的量宽实践看，资金流向消费投资等实体经济少，而流向资产泡沫及外币则很多。如採取促通胀及负利率等办法效果也只会相似，而资产泡沫化及贬值或将更为严重，经济及财金风险上升将令形势更为不稳，饮鸩止渴最终只能是毒死。
欧美日走上此路，既是反映江郎才尽别无他法可振兴经济，也是已到了穷途末路，离爆发总危机的终点不远。
当然西方仍有清醒者，如Samuel Brittan便撰文指出通胀是刺激经济的不良副作用，绝不能把它看成是治病丹方（英国“金融时报”11月15日）。不过他们并非主流，不能阻止西方走上末路。
一些西方学者更深信欧美经济将陷入长期呆滞，如萨默斯便提出“实体停滞论”（本栏12月19日）。评论家Martin Wolf亦提出了长期停滞的一些理据（英国“金融时报”11月20日），主要有三点：
（一）金融海啸后的復甦疲弱，即使增长较好的美国，其GDP实际增长率相对长期平均仍在下跌。
（二）在海啸前宏调扩张带来了“泡沫经济”（bubble economy），即以泡沫支持增长，但实体经济仍未有过热：没有高通胀或高于长期平均的GDP增长出现，显示泡沫化也只能维持一般增长。
（三）海啸前实际利率已偏低，显示全球性资金过剩，因此增加注资和消除泡沫后，经济仍未必会强力反弹，故必须消除长期存在的结构性弱点（structural weaknesses），其中主要者是“全球储蓄过剩”（global savings glut）。
Wolf的论点基本正确，但结构性弱点的根源是西方的政经体制：这正阻碍生产力的发展，所谓“储蓄过剩”只是问题的反映。因此出路在深层改革，不改革只有死路一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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